这一次，影像的力量再度让敦煌之美穿透千年时光，直抵人心。当第一缕晨光刺破戈壁的沉寂，敦煌壁画在流转的光影中缓缓苏醒。迎着这缕跨越千年的阳光，敦煌研究院的孙志军背起相机，踏上了奔赴与相守的征程。四十一个春秋，他用脚步丈量这片3.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镜头构建的影像图谱，向世界证明：这片荒漠的每道山梁、每条沟壑，都是书写文明的活态文本。《大敦煌》正是他四十一年行走的视觉史诗——200余幅影像，9张全景拉页，那些以“上帝视角”解构的敦煌地貌，既有颠覆想象的“意料之外”，又藏着文明脉络里的“意料之中”。正如他所说：“我镜头里的山水，汉代的将士见过，唐代的画师见过，你也即将见过。”
本文作者 孙志军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孙志军先生，听他拆解镜头里的敦煌叙事，揭开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为何能成为让无数人甘愿坚守一生的精神家园。
到今年，您在敦煌已经四十一年，请您讲讲与敦煌结缘的故事，如何开启在敦煌的摄影生涯的？展开剩余94%20世纪80年代，孙志军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证
1995年，在莫高窟第61窟
我是1984年进的敦煌研究院，那时候还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形式类似于今天的招工，但是要考试。敦煌文物研究所因为地处边远，到内地招人不现实，就在甘肃酒泉地区招——酒泉地区从行政区划上属于敦煌的上级行政机构，下辖有七个县市。研究所那次计划一共招十个人，条件是必须当年参加过高考，并且分数得在300分以上才能报考。我从小比较喜欢看历史类的小人书，当知道敦煌文物研究所要招人，我就赶紧跟父母亲商量着报了名，参加了考试，最后招了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
一开始去敦煌文物研究所，特别逗，年轻嘛，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到研究所报到那天，单位管人事的让我们填写工作意向，有几个工作岗位选项，考古、摄影等。我当时选了考古，第二天人事处通知，把我分到资料室摄影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我在敦煌的摄影生涯。刚开始是学徒，跟着吴健老师学习摄影。记得特别清楚，1984年9月28日，这是我第一次跟随师父进到莫高窟，第66窟。三年后，我考上武汉大学摄影班，开始接受系统的高等摄影教育。
八九十年代，敦煌的地理景观、人文状况是什么样的？1991年，在敦煌阳关
1998年10月，在瓜州榆林窟第25窟
回忆起80年代，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原始的。记得1987年夏天，我们为一个展览要去拍摄玉门关的日出。当时我们不知道玉门关具体怎么走，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条公路，我们就请了敦煌市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荣恩奇先生带路——他在当地从事文物工作，知道这些地点的具体位置。早晨四点钟，我们从莫高窟出发，到敦煌县城接上荣馆长，就往玉门关方向走。可没想到富有经验的荣馆长带着我们居然也迷了路。等太阳出来，荣馆长指着远方一个点说“玉门关就在那里”，但因为走错路，错过了最佳拍摄时间，最后也没拍出满意的片子。1987年的玉门关还保存着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现在就没有了。
《大敦煌》里选了一张玉门关与南泉湿地在同一个镜头里的照片，其实就是想打破大家平时的印象——总觉得玉门关就是一个孤零零的遗迹的感觉。唐晓峰先生在前言里还专门谈到玉门关，他说以往我们大家看到的玉门关照片不太合理，没能真实反映出它作为古代重要关隘所具备的一些关键要素。他强调玉门关所在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小区，党河作为生命之源一直陪伴着它，这就是为什么会把玉门关放在这个地方，这里面是有一套理论的。
玉门关，北接长城，南达阳关，周围有丰沃的泉水和肥沃的草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您在拍摄过程中，是否有某个特别瞬间让您深切感受到敦煌的自然景观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体会到敦煌与周边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我们知道，在文化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山水的塑造作用是起决定作用的。任何一个大文明都是跟山水相连的，无论是两河文明还是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都莫过如此。大环境如此，落到敦煌这样一个小环境，也是同样的规律。
我希望能够把敦煌的山水很丰富地介绍给大家，《大敦煌》第一章是“山河造敦煌”，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祁连山跟敦煌太密切相关了，敦煌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所谓河西走廊，其实就是介于祁连山和走廊北山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敦煌的山水塑造，祁连山在起决定作用，所以我对祁连山关注持续已久。我们刚开始选祁连山照片时，并不是这一张，这张照片是有天傍晚，我从兰州回敦煌的路途中拍的，刚好是落日时分，夕阳映照在雪山顶，那感觉就像文明之火一样，我当时就感叹：“这张照片真是好！”所以就用它当了《大敦煌》开篇的第一张图，想借着这“星星之火”来引出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孕育了敦煌绿洲的概念。
冰雪覆盖的祁连山
除了祁连山，敦煌最主要的水源就是党河了。很多人肯定体验过敦煌这个地方，气候非常之干旱。这种干旱可能让内地来的朋友体感不舒适，但是我们要想到，任何文物的保护离不开它的赋存环境，正因为有这样自然环境的约束，敦煌莫高窟才能够保存一千多年，对于泥墙上的壁画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适宜、恒定的环境。这种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不光为莫高窟一千多年的留存提供了天然保护，更让这片干旱的土地成了文明的见证者。
其实，《大敦煌》一开篇的大场景照片，基本上都是我在民航机上拍的。我出差有个习惯，从敦煌到兰州这个期间，根本不会打瞌睡，会一直观察窗外的景观，我现在基本上能够掌握飞机从敦煌起飞后，哪怕沿着不同航线起飞，什么时间点到达了哪个地方的上空。
党河上游盐池湾
您曾为对比中国古代与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国家的文化，前往巴米扬石窟等地拍摄，在这样的旅途与研究中，您怎样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古代中国和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是比较频繁且持续时间很长的。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敦煌是古代四大文明交汇之地。那敦煌莫高窟这些遗存所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样的不同文化的特征，我们就在这方面去寻找，同时还得追根溯源。比方说249窟窟顶北披有一幅《狩猎图》，画面中一个猎人骑在马上突然猛一转身，张弓射杀一头老虎。看似是一个简单图像，其实是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敦煌的，因为研究发现这种反身持弓射猎的姿势被称为“安息射”，古代波斯的一些银盘、鎏金银盘上的狩猎图就有这个姿势，那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图像的源流。
题材例证不胜枚举，其实都是东来西往的文明在敦煌交汇、融合、互相吸纳的具体体现，也就是大家一直在总结的，丝绸之路精神中包容与吸纳的特质在莫高窟体现得尤为突出。
（敦煌莫高窟249窟《狩猎图》找一张的照片，此张为网络截图）
《大敦煌》里除了地理景观，还收录了不少动植物、烽燧这些内容。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些？它们和敦煌的历史文化又有什么关联呢？一个摄影师拍照片，往往不见得是看到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什么？内地来的客人对敦煌这个沙漠绿洲里的城市有什么感受？他们可能想象不到，能像今天翻开《大敦煌》一样看到普氏野马，看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其实敦煌的植物就有133种，其中五种还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敦煌西湖湿地有196种野生动物，除了普氏野马，还有非常珍贵的野骆驼。为什么珍贵呢？据估计，目前全世界野骆驼的保有量也就是850峰，参照一下大熊猫的数量，差不多1700只，那从物种保存的价值来讲，野骆驼是非常珍贵的。
面对这些动植物，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它们的自然生态规律。普氏野马，今天在敦煌境内，它属于半人工放养的一种状态。1879年，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准噶尔盆地考察时发现它后并带回了欧洲，动物学家研究后发现，它是当今世界唯一存活的野马，是6000万年前的始祖马进化而来的，那从源头上看，准噶尔盆地就是普氏野马的原始生存地。其实汉代在渥洼池旁（敦煌南湖乡的位置），就出现过“天马”，我们中国人不会称之为“普氏野马”，因为我们往往会用一些有喜庆或者祥瑞气息的名字来命名。那普世野马会不会就是2000年前渥洼池旁出现的“天马”的一种？这么一想，它跟敦煌，就发生了联系。
其实在敦煌，正确的历史观或是民族精神跟物产、地名、人名结合起来的例子还真的不少。敦煌现在保存下来差不多130座不同时期的烽燧，在众多烽火台里，有一座汉代烽燧叫“博望燧”。我们马上联想，敦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名气，是因为它曾经是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而且是一个文化交汇之地。这个交通要道又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建立起中国和中亚、西亚的官方通道，加上后来随霍去病大军跟匈奴人作战立下军功，汉武帝封他“博望侯”有关。那我们看到“博望燧”自然就跟张骞联系了起来。所以，无论是从动物还是地名，敦煌都能够跟悠久的丝绸之路文明串联起来。
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成为野骆驼最主要的栖息地
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半散放的普氏野马
在拍敦煌的这些年里，应该遇到过不少偶然拍到的场景吧？这些偶然背后，是不是藏着敦煌一些不为人知的美好？其实偶然性的事件确实会有一些，像“三危山出现金光”当然属于偶然性事件了，但这种偶然性其实也需要我们跟着当地积累一定经验的人，才能够在恰当时间站在恰当位置去偶遇一个非常壮观的奇观。跟野骆驼“偶遇”也是如此，我们每次“偶遇”野骆驼基本上也是了解过它们的生活习性特意去的。野骆驼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年4月、11月会比较高频率地出现在哪个区域，我们经过长期调查后，就会专门在合适时间去那个区域守候，要是不了解这些规律，想去“偶遇”还是比较困难的。
摄影圈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的照片，就是在你离家五分钟半径内能够拍到的”，当然这“五分钟”只是一个凝练的概念，意思就是在最熟悉的环境里才更容易发现好东西。我们书里提到的马圈湾遗址对面的那片草滩，是普氏野马的放归点之一。这几年，我们敦煌研究院每个月都有“莫高学堂”，我会带学员去野外考察一天，每次都会去马家湾，但并不是每回都能看到普氏野马。所以说，要是不了解它们的习性，不了解它们出没的地点，是根本看不到的。
保存相对完好的位于马圈湾的汉长城
高度与《沙洲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中记载的尺寸相似
《大敦煌》里，“长城护敦煌”这一章节的画面拍摄是非常费人脑筋，因为长城也罢，烽燧也罢，到今天为止依然绝大部分是处在敦煌的无人区里，这些画面拍摄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静态。而且敦煌不像内地有大山大河，敦煌地势比较平，这为想要塑造一个有冲击力的视觉形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方说敦煌的长城不能像北京八达岭长城那样感受到逶迤起伏的壮阔场面，也不能像一些边关遗址旁能看到居住痕迹，拍出有现代人文气息的镜头。在敦煌，这些都没有，那我们就想办法抠出一些细节来。比方说马家湾烽燧出土的一件蹴鞠说不定是2000年前戍边将士的家人来探亲时，为他的小宝贝打发枯燥而编织的一个小小的像足球一样的玩具，我们就希望用这样的画面尽可能塑造起丰富的古代时光，以此也能够把敦煌景观给人那种呆板的感觉打破一下。再比方说，在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里看到《康居王使者简册》《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我们就能够把2000年前丝绸之路上这些人所发生的小事件和大国策都通过实实在在的文物联系起来。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悬泉置遗址出土
您刚刚讲到了敦煌在历史时间上的变化，那您在敦煌生活这么长时间，周边大环境在感官上有怎样的变化？比如书里提到的防风固沙，还有一些跟科技有关的。防风固沙跟莫高窟是密切相关的，古人的记录里也有提到，我们书里提到129窟《推沙扫窟重饰功德记》就有相关记载。古人清理洞窟里的沙子基本上是当作功德事，都是一个人开展，不是集体行为。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后就开始了综合治理沙子，莫高窟顶上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差不多十米长的用树枝编织成的沙墙，那是20世纪40年代常先生他们做的，据说当时做了很长一段，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十来米长了。
我八四年来敦煌时，记得很清楚，几乎每天下午在洞窟工作，沙子就会从洞窟顶流下来，每每遇上都弄得灰头土脸的。80年代末，研究所就开始通过工程治沙、生物治沙这样的措施治理鸣沙山的沙漠，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们还在山顶上放置了监测沙流量的测沙仪，通过监测数据反映，经过工程治沙和生物治沙，鸣沙山东段流向莫高窟的沙子流量减少了85%。其实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我在拍摄《世纪敦煌》时，要在130窟前拍一张158、159这一段的外景，跟100年前伯希和拍的照片做对比，但是我死活拍不到他拍的那个角度，后来我发现他的角度要比我当时站的地面角度高出3、4米，这就说明在100年前，130窟前的地面要比我们今天的地面高3、4米，这就是千年来的流沙堆积造成的，体现出鸣沙山的沙漠不断地向莫高窟侵袭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可以说今天已经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推沙扫窟重饰功德记》记载了公元948年至949年
归义军小吏安某重修莫高窟第129窟时进行了“推沙扫窟”
莫高窟崖顶的综合治沙
敦煌现在是新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场域，不断地有风电、光电这样的企业进驻，那环境变化就会越来越多，要想保留住一个相对原始的文化遗产景观的面貌，那就得加紧拍摄。这样的变化可能对于敦煌的经济建设是好事，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考察，或者是结合文献来进行对比，我们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了。
我想，内地朋友来到我们敦煌，除了看莫高窟、鸣沙山之外，也要看看雅丹地貌这样的自然景观，同样一毛不拔的戈壁滩会令内地朋友惊叹不已，这些地方共同构成了今天敦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新质生产力——敦煌百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
您一直以来都在收藏一些跟敦煌、跟莫高窟有关的小物件。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小物件，收藏背后的一些故事吗？我收藏的物件基本上都是跟敦煌研究院有关的，比方说从1984年到现在基本上莫高窟所有种类的门票，我们职工餐厅的饭票、我参加工作时单位发的工作证、我们摄影室60年代老先生们修底片的那个匣子、照片库的检索卡，凡是能够让我回忆起或者说是记载了我在莫高窟工作的这段历史时间内的东西，我都会收藏。但我最大宗的收藏品，也是我最宝贵的收藏，其实是莫高窟的历史照片，从1899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是跟莫高窟、跟敦煌有关的照片，可能有六七千张，但这些照片全都是电子的，没有一张纸本的。像这种小物件的收藏，其实也是敦煌的一个缩影，通过这种小物件也反映出敦煌的另一种样子。
孙志军收藏的各时期敦煌研究院摄影底片保存袋
图片资料保存匣、摄影资料卡片等
在四十年的镜头生涯里，什么样的敦煌影像让您在按下快门时产生了情感共鸣？又是什么样的情感让您来做这本书？第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敦煌这个地方生活比较久，今年第四十一年。另一方面是跟我的工作环境有关，因为我每天面对的不是洞窟，就是从全国各地来到敦煌旅游参观的人，那我就由最初的只关心敦煌，只关心莫高窟，到后来随着自己接触到敦煌的另外一些方面，包括跟随一些前辈学者的研究，逐渐把视线投向了整个敦煌。我就在想，敦煌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能够使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来到敦煌参观学习？当人们来到敦煌，除了莫高窟，还有什么是我们作为敦煌工作者想让大家了解的？随着我个人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这几年想编这样一本书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再加上我现在比以前更从容，在时间上，也在心态上，所以我就想尽快推出这样一本书，让读者了解一个更丰富、更广阔的敦煌。
阳关，今天人们参观的“阳关”
其实是汉代阳关都尉辖区内的墩墩山烽燧
西千佛洞，1961年
国务院将西千佛洞包括在莫高窟内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若不热爱，何以至此”，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通过《大敦煌》这本书中您所拍摄的敦煌可以感受到您对敦煌的这一份热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热爱是真热爱，但跟过去一辈的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这些老先生是完全比不得的，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是来“乘凉”的。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本书里看到的照片，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具有“导演”性质，这个“导演”当然是一个引号，其实就是说这些照片一直是在我的谋划中。特别是石窟之外的照片，每一张我都谋划已久，都是赶在我需要的时间到这个地方来拍摄的，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走了若干趟，我已经足够了解要在什么季节、什么气氛去拍摄表现这个景观的这张照片。
同样的，关于莫高窟壁画，我既要传达给读者怎么来阅读壁画，怎么来理解壁画精神，同时我更希望体现出壁画1600多年所经历的历史沧桑。我特别想强调，敦煌壁画除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希望赋予它恰当的物理属性。比方说，我看到的壁画都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质感，不像网络上流行的那种画面，影调对比非常强烈，其实我所理解的敦煌壁画，它历经一千多年风沙后，有一种蒙上历史感的壁画形态。所以，《大敦煌》里的壁画、彩塑相对来说呈现的都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图像，是因为我看到和理解的敦煌，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朴实无华”。
来源：湖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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